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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我国文化领域的一部重要法律。记者7日从全国人大常委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获悉,此次执法检查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文化方面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推进文化法治建设意义重大。执法检查采取执法检查组赴地方检查、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5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赴山西、内蒙古、吉林、福建、山东、广东、云南、新疆等8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委托河北、黑龙江、上海、浙江、湖南、四川、贵州、甘肃等8省(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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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王鑫因女儿生病面临挂号难,情急之下在某社交平台发布求助帖,很快就有“陪诊师”私信他,“可以帮忙挂号”“挂号服务费500元”。王鑫发出一连串疑问:“为什么我们挂不上号,是不是和这些所谓的‘陪诊师’抢占号源有关?陪诊师提供挂号服务,和‘黄牛’性质有何区别?”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本来为了满足一些特定人群在医院就诊时的陪伴需求而产生的陪诊师,正在悄悄变味——一些陪诊师以陪诊之名,行营销之实,倒卖医师就诊号源,扰乱医疗秩序。(5月6日《法治日报》)
陪诊师变身为医托、“药贩子”等,同样轻而易举。“医托”借陪诊之机,将患者诱导到小诊所实施欺诈,这完全有可能。目前医保福利越来越好,倒卖医保目录内药品的非法利润越来越高,“药贩子”提供陪诊服务,不仅多了一个赚钱门道,而且贩药也更为方便。倘若陪诊师既无入职门槛,又缺乏过程监管,将来不排除保健品推销员和医疗骗子等也会混迹其中。
陪诊服务行业的发展,首先需要放手市场自主创新,不能管得太早或太死。但放手创新不是放任不管,当市场自我探索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应该及时推出行业规范和监管规则。将陪诊师纳入法定职业目录,然后制定规则、完善管理,包括服务价格怎么确定、质量如何评估和监督、双方的权责边界如何划定、纠纷怎么调解和处置等,都得制定细致的规则。如此才能划清行业边界,引导陪诊服务行业进入发展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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