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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香港铜锣湾、广东道等商圈,仍可见旅客排队购物。在星光大道,许多旅客循着社交媒体上的“攻略”,摆出“成功人士三件套”的姿势“打卡”留念。除了购物和参观知名景点,无论是香港科学馆、香港太空馆等文化场所,或是龙脊等自然景观,抑或是油麻地旧警署、旺角金鱼街、坚尼地城这些“小众”景点,同样人潮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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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后,知名专家的特需门诊号可以约到。”为了促成此单,陪诊师进一步向记者“推销”,“副主任医生就算该领域专家,这些都不是普通号。某些医生虽然是知名专家,能力会更强一些,但如果排他的手术,就会排很长时间。副主任医师一般40多岁,做手术的精力比较充沛,排队时间也不会太久,如果要考虑到有后续治疗,就尽量不要去找太知名的医生。”
邓利强说:“‘黄牛’倒卖就诊号行为在交易过程中可以被公安机关取证并打击,而陪诊师则往往难以界定其违法性质,由于线上实名制预约的方式已经比较普遍,目前社会对‘黄牛’倒卖行为的关注度已经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陪诊师行业中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医院作为事业单位,其保卫处没有对外执法的能力,因此打击陪诊师行业的违法行为需要有关部门积极行动。”
在刘鑫看来,陪诊行为虽然发生在医院,但并不属于传统医疗服务的范畴,因此难以由医疗部门直接出台规范性文件。同时,由于陪诊服务具有小众性和特殊场合性,市场监管部门也很难针对其制定专业性的标准。建议有关部门,尤其是医院,应在医院门诊大堂或官方网站发布相关提示和风险警示,提醒陪诊服务提供者和需求者签订书面合同,以保障双方权益。
“陪诊服务本质上是一种市场需求驱动的辅助性活动,主要服务于不熟悉医院流程或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由于目前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陪诊服务应依据民法典中有关合同的要求进行规范,双方通过签订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在遇到问题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陪诊服务人员也要注意保护自身的权利。”刘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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