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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全力推进文旅服务提质升级增效。“五一”期间,全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共开展各类文化活动804项、1210场,活动项数、场数同比分别增长11.6%、6%。针对热门景区大人流、特种设备以及音乐节、大型演唱会等存在的安全风险,各景区出入口“应开尽开”、增设验票通道,增加出入导向指示、强化安全检查等,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同时,全市4A、5A级景区和四星、五星级酒店均按要求配备外卡POS机,入境游支付服务显著提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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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后,知名专家的特需门诊号可以约到。”为了促成此单,陪诊师进一步向记者“推销”,“副主任医生就算该领域专家,这些都不是普通号。某些医生虽然是知名专家,能力会更强一些,但如果排他的手术,就会排很长时间。副主任医师一般40多岁,做手术的精力比较充沛,排队时间也不会太久,如果要考虑到有后续治疗,就尽量不要去找太知名的医生。”
邓利强说:“‘黄牛’倒卖就诊号行为在交易过程中可以被公安机关取证并打击,而陪诊师则往往难以界定其违法性质,由于线上实名制预约的方式已经比较普遍,目前社会对‘黄牛’倒卖行为的关注度已经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陪诊师行业中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医院作为事业单位,其保卫处没有对外执法的能力,因此打击陪诊师行业的违法行为需要有关部门积极行动。”
在刘鑫看来,陪诊行为虽然发生在医院,但并不属于传统医疗服务的范畴,因此难以由医疗部门直接出台规范性文件。同时,由于陪诊服务具有小众性和特殊场合性,市场监管部门也很难针对其制定专业性的标准。建议有关部门,尤其是医院,应在医院门诊大堂或官方网站发布相关提示和风险警示,提醒陪诊服务提供者和需求者签订书面合同,以保障双方权益。
“陪诊服务本质上是一种市场需求驱动的辅助性活动,主要服务于不熟悉医院流程或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由于目前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陪诊服务应依据民法典中有关合同的要求进行规范,双方通过签订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在遇到问题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陪诊服务人员也要注意保护自身的权利。”刘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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