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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举措;审议最高检《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技术工作的意见》,研究部署相关工作。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主持会议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协调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扎实推进“检察护企”“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以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充分运用法治力量促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和增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实现良好开局。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系统、准确把握党中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统筹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检察长会议精神,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任务,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全面协调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扎实开展“检察护企”“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充分运用法治力量促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进一步完善检察服务保障体系,支持和指导相关地区检察机关加强履职协同,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技术工作的意见》是新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体系、工作布局、工作任务的顶层设计,要切实抓好落实。找准检察技术工作发展的重点和方向,坚持“合理化布局、特色化设置、一体化使用、体系化管理”,坚持专业化、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积极构建有重点、有特色、有层次的检察技术支撑体系。充分发挥省级检察院对本地区检察技术体系建设、技术应用、人才建设的统筹作用,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有效、务实管用,切实发挥检察技术对检察履职办案的支持、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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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9日凌晨2点57分,李先生在团队微信群内@所有人并发送信息:“我在这里重申一次我们团队的规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出品负责,上司的想法和建议只是建议,觉得不合理的可以不改,不增加大家的无意义工作量。每个人必须对团队和项目有自己的贡献,只动嘴对项目没有贡献的人不受欢迎,没有上下级关系,只有合作关系,请各位自勉!加油!!”
次日9点21分,李先生的上司王先生在该微信群内回复:“希望大家能够理智看审核产出的问题,老板让我过来就是为了提高团队的效率和作品的质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倚老卖老,大家都是为了工作,没有谁故意为难谁,我也很赞同扁平化管理,所以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当面跟我沟通,没有必要小圈子讨论澳博网络平台,大家都是成年人,这点判断还是有的。我初来乍到,也希望跟大家好好配合工作,提高团队凝聚力。”李先生后续未与王先生发生争吵。
李先生认为王先生为空降的领导,当时团队成员为改稿连日加班工作至凌晨,其在群内的发言只是正常的工作沟通并鼓舞团队士气,并未与王先生争吵。就下属被投诉事宜,其已私下与该下属沟通过,且客户的投诉不一定能归咎于创意团队,公司人事也从未与李先生及该下属当面讨论过该事件。公司是因丢掉项目,才以各种借口裁撤团队员工。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所称的第一次违纪行为,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李先生与王先生是对工作内容与团队管理发表意见,并未发生争吵及其他冲突行为,更不存在《员工手册》所列的“辱骂行为”。公司所称的第二次违纪行为,公司人事在邮件中希望李先生对下属作出处理,但未明确处理方式和期限。李先生作为团队主管,应尊重其在一定权限内对下属行使管理权的方式,李先生的处理方式远未达到《员工手册》所列“下属违反公司规定或发生事故直接主管不予上报并刻意隐瞒、庇护”的程度。故公司对李先生所作的二次违纪处理均有所不当,应承担违法解除的后果,支付李先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适用该条款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规章制度的内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并且向劳动者公示,做到“先民主后集中”;劳动者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处理是按照规章制度规定的程序办理的,同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而对于劳动者是否构成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应根据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所规定的限度,以及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以此限度所规定的具体界限为准。同时还应考虑规章制度对于劳动者违纪行为的处罚是否合情合理,是否明显失当;劳动者是否屡劝不改;劳动者有无“故意”犯错的意图;劳动者是否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等因素。
本案中,公司主张李先生在职期间在微信群内公开争吵、下属被投诉后未主动及时履行管理职责,上述行为构成两次严重违纪,并以此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对于劳动者是否违纪及违纪是否严重,应当以劳动者本人有义务遵循的劳动纪律、劳动法规所规定的限度或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关于严重违纪行为的具体规定作为衡量标准。尽管李先生认可公司提供的《员工手册》对其具有约束力,但根据在案证据及双方陈述,李先生在微信群的聊天内容及就下属被投诉事宜的处理方式都远未达到《员工手册》规定的较重违纪行为程度。因此,公司应当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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