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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辈和学生们回忆起来，严文明从来都不是强势的人。他对学生非常耐心，他的学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想起老师，一个画面总是浮现出来。他1989年拜入严文明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时，严已经是系主任，事务繁忙，学生们有事请教，总是在夕阳西下时到传达室，先给他家里打个电话。严文明在家里等他们，趁晚饭时间跟他们谈谈，谈完饭都凉了。

严文明1958年刚留校当老师，同年郭大顺正好进入北大考古系学习。郭大顺记得，那时严文明就很温和，直至晚年都依然如是。他的温和下藏着细心，郭大顺毕业后到辽宁工作，当时东北考古条件艰苦，严文明一直格外关心郭大顺，东北需要帮助，他从不推辞。编写牛河梁遗址考古报告时，郭大顺请严文明审读，严看得极其细致，意见写了满满五页纸。

严文明和苏秉琦的观点之别，事关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一直以来，中原是中华文化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发现时期，尤其是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等，动摇了中原中心论。苏秉琦提出将全国分为六大区系、各自都有文明起源的区系类型理论。这个观点，后来被归纳为“满天星斗”说。

1943年，严文明在故乡湖南华容上高小，不久传来消息，日本侵略军开进了华容城关。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中，老师上了都德的《最后一课》。故事讲的是普法战争时，普鲁士军队占领之前，法国老师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节法文课。严文明听得流泪。课后，学校疏散，回家途中，敌机已经飞到，在头顶盘旋扫射。他把课本装进陶罐，埋进后院一棵树下，跟随全家逃亡。

上世纪80年代，浙江余杭的良渚、辽宁建平的牛河梁、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安徽含山的凌家滩等遗址，纷纷有惊人发现出土。天门的石家河也露出了些许苗头。严文明推动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三方联合成立考古队，1987年至1992年，他担任石家河遗址考古总领队，寻找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晚期高等级文明。

有城，就有国。在连续发掘了多处遗址后，他派北大考古系两位年轻教师赵辉、张弛，对遗址群又进行了一次全面勘探；1991年，他带领队员们再次找城。两次调查确认，这里果然有一座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城址，总面积达120 万平方米。此前发现的那些遗址，于是都有了具体身份：有的是宗教活动中心，有的是居民区，有的是墓地……石家河遗址群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社会和记旗舰厅登录官方，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程度。

2021年，石家河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石家河遗址考古，至今有一个做法被津津乐道：考古队设计了一整套完整的田野调查流程，成为此后聚落调查工作的蓝本。这次发掘，实则也是严文明聚落考古理念的实践。所谓聚落考古，是以整个原始聚落为研究对象，包括居住地点的环境、资源、经济、建筑、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揭示其中的社会形态，有人类学的色彩。而此前中国考古，一直偏重器物和文化史。

“严先生的聚落考古研究，在中国是开创性的。”戴向明说，“《姜寨》那篇文章至今都是经典。”1981年，严文明发表《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以陕西临潼姜寨这个新石器时代最完整的聚落遗址为标本，实现他所构思的考古学理念之变。姜寨第一期发现了100多座房屋基址，严文明观察布局和形制，将其分为五群，每一群都有一座最大的房子，所有房子围绕着中心广场，房门都朝广场而开，四周有墓地、围沟、哨所、寨门，一座规整的原始社会公社重见天日。严文明推断，这些房子属于五个氏族，姜寨聚落由家族、氏族和胞族三级社会构成。

当时，他还没有提到聚落考古这个词。《姜寨》发表三年后，考古学者张光直从美国到中国讲学，系统介绍北美聚落考古方法，这个概念在中国考古界风行起来。而严文明数年前就开始了实践，领风气之先。“如果仅就聚落考古研究理念和方法来说，(张光直对北美聚落考古的介绍)并不及早前《姜寨村落》在学理上的贡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撰文指出。

考古中总有些无心插柳的奇遇。1976年，在陕西宝鸡庄白遗址，西北大学考古队挖出了一个西周窖藏坑，青铜器一个接一个出土。严文明去了一趟工地，看到一个裹满泥土的大青铜盘，依稀有字。他慢慢剔除泥土，出现四个字：“曰古文王”。他一惊：这是著史的语气。继续剔下去，一个上午，他揭开了整篇青铜铭文，洋洋洒洒284字。这是西周考古中发现的最长的一篇文章，记载着西周历史。

1980年代，考古学系主任宿白对副主任严文明说起一个想法。各时代考古学一直分时段教学，老师们就像铁路警察，一人守一段，但学生的整体认识被割裂了，宿白希望新开一门中国考古学通论。严文明很同意，问宿白，谁来教？宿白说，恐怕只好我们两个人抬，以后再由年轻人接棒。开课后，严文明教上段，到春秋战国为止；宿白教下段，从秦汉到元代。

从1962年开始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到与宿白合作的“中国考古学通论”，1990年，他又专为本科生开设“考古学导论”。考古发现和资料不断增多，讲义也越来越厚，严文明的讲义变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初阶》《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等著作。这些课程，实际上是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基本就在他的这些课程中创立。

在北大考古文博系，数十年来，几位著名学者各自镇守一方。吕遵谔教旧石器时代，严文明教新石器时代，邹衡领衔商周考古，俞伟超坐镇秦汉考古，魏晋至宋元考古由宿白执掌，再往前，则有裴文中、安志敏、郭宝钧、苏秉琦等老先生开宗立派，再加上社科院考古所的夏鼐、尹达、王仲殊、徐苹芳等老学者，他们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这些大师级学者，往往有拨云见日的功力，理论总结和概括能力极强。如今，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广泛占有资料，再高度提炼概括，难度越来越高。而资料越多越需要总结，否则如入密林，一叶障目。郭大顺说，某种程度上，严文明是“最后一人”——既是这批理论奠基者中最后走的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位具有高度理论总结能力的学问家。

另一个例子和记旗舰厅登录官方，严文明晚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格局，又提出“三系统”的理论。但在著名的“重瓣花朵”掩映之下，这个理论没有受到太多重视。严文明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可以分为中原、东南、东北三个系统，划分依据是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文化特征是鬲、鼎和筒形罐，鬲起源于中原，鼎起源于东南，筒形罐起源于东北。三大系统既独立发展，又有密切联系。

此后几年，山西、陕西等地陆续有一些重大发现。2012年，陕西神木发现石峁古城，那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民族建立的大型城址。近年，陕西清涧的寨沟发现了规模媲美于商王陵的宏大晚商陵墓，当属戎狄活动区域。这些发现都表明，戎狄的发展程度和活跃区域，都远超传统认知。“严先生那么早就意识到，晋南与相邻的晋陕高原有密切关系。他可能一直在思考中原和少数民族的互动，认为晋南也是一个交融的地区。”戴向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这些发现清晰地摆在面前时，他才领悟严文明当初的提醒。